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一个不完全信息最后通牒模型，较好地刻画了腐败的本质特征，并设计出相应实验来考察集体与个体利用不对称信息进行腐败的差异及其原因。首先，基于信念及收入差异厌恶偏好理论提出不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心理博弈模型，并得到相应的命题和预测。其次，在适当选取模型参数的基础上，招聘大学生进行受控实验。最后，运用实验数据对理论命题及预测进行检验。实验结果表明，集体组腐败率显著高于个体组，但回应人的心理、信念及行为在两组间却无显著差别。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检验发现，集体组腐败率更高可通过集体比个体更理性和心理成本更低来解释，与理论预测一致。政策意蕴是，信息透明、官员轮换及加大惩罚可能是预防集体腐败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集体 个体 腐败 不完全信息最后通牒 实验 行为博弈
1.从该论文选题的角度来看。
该论文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集体与个体，哪个腐败程度更高？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理论上，尽管国内外已经有不少探讨集体与个体决策行为差别的理论文献，但探讨集体与个体腐败行为差异的文献不多见，尤其从行为博弈和实验经济学角度探讨集体与个体腐败行为差异，该论文在内外文献中属于首次。现实中，大量经济、政治和军事决策都为集体决策，如各类委员会制度和董事会制度，从效率的角度，集体决策可能高于个体，但如果集体决策腐败较个体决策更倾向于腐败，又反过来损害了效率，而且还损害了公平，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当前的反腐倡廉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支持。
2.从该论文研究的方法来看。
由于腐败具有隐蔽性，实证研究大多利用“国际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等宏观数据进行研究，但这类研究难以揭示腐败的微观行为，即使能搜集到腐败的微观数据，通常也是来自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数据，难以直接揭示复杂而隐蔽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已有的腐败理论研究建立在人们货币动机基础上，由于腐败的非公平、非道德、甚至非法性，理论上基于货币动机的反腐败措施可能因挤出人们的内在动机而失效，该论文采用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好弥补了这些缺憾，可以在受控环境下直接观察到腐败双方的行为，进而洞察腐败的内在机制。
3.从该论文研究内容来看。
腐败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贪污、贿赂、游说、拉选票、裙带关系等，但其基本特征是拥有决策权力的参与人利用不对称信息非法侵占公众利益，正如Serra & Wantchekon（2012）对腐败的最新定义，“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或者官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为其所在组织的成员提供不公平利益。……腐败行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打破规则获取非法所得，其二是这些行为往往‘躲在门背后’（behind closed door）进行。”遗憾的是，尽管腐败实验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主流腐败实验文献大多跟随Abbink et al.(2002)建立的贿赂实验框架，鲜见较好捕捉Serra & Wantchekon（2012）腐败定义的本质特征的实验文献，更未发现深入研究腐败内在机制和从集体与个体腐败行为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实验文献。该论文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不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较好地刻画了腐败的上述本质特征。
4.从该论文研究技术路线来看。
首先，在建立上述较好刻画腐败本质特征的不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行为博弈模型，吸收了Fehr & Schmidt（1999）平等偏好效用函数简洁的优点，将心理成本引入模型，同时，与Rabin(1993)和Falk & Fichbacher（2006）类似，将参与人的信念引入效用函数，但不同的是，该论文着重考察腐败行为，忽略了参与人互惠动机，故将一阶信念而未将二阶信念引入模型，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并深刻地刻画了腐败的内在心理机制，并把集体与个体心理上的差异引入，进而得到可以在实验中进行检验的假说。其次，在实验设计中，采用了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而严谨的实验规则，在实验中进行信念诱导和心理成本测试，这在腐败文献中属于首次。再次，在实验中，对被试进行了一个经典的心理学Tosca3场景测试（Tangney & Dearing, 2002），主要用来调查被试的负罪感和羞耻感，这在这在腐败文献中属于首次。最后，在对实验数据分析中，对心理成本系数进行调查时，由于心理成本不仅看不见、容易受到调查语言及情境的影响，而且缺乏货币激励，可能存在因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该论文采用负罪感系数作为被试心理成本系数的工具变量，经检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完美地验证了集体比个体更倾向于腐败的理论假说，将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法引入实验研究中的做法，在国内外文献中不多见。
5.从该论文研究结论来看。
实验结果表明，集体组腐败率显著高于比个体组，可以通过集体理性程度高于个体且心理成本低于个体来解释，与模型的理论预测一致，但是，回应人面对集体和个体侵占时，心理、信念及行为无显著差别。对应到现实中，委员会、董事会等集体决策制度安排下，其行为的利己倾向性比个体决策更为强烈，相比较而言，当被试在面对集体决策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差别，后者恰恰纵容了集体的更多侵占。该论文提出，集体与个体的行为、信念与心理存在差别意味着，在现实中要处理好集体决策可能提高效率与可能更腐败之间的矛盾，当后者高于前者时，有必要采用官员轮换等制度来减少集体决策进而遏制腐败；提议人一阶信念越高越倾向于腐败以及集体提议人更易低估回应人选择惩治腐败的概率意味着，加大对腐败尤其是集体腐败的惩罚力度将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在不完全信息时比在完全信息时提议人选择腐败的概率高出一倍说明通过监督等制度来提高信息透明度将有效遏制腐败。
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545（4）：143-156
